滞纳金的产生基础是公法之债的不履行。“如果债权的观念可以理解为特定主体之间一方请求另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决非私法所独有，而应为公法、私法所共通。”84一般而言，公法之债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公法之债是一种法定之债，遵从公法强制原则，故其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均由法律明确规定，不由当事人任意选择而定，不承认以和解方式解除其债务关系；而私法上的合同之债为约定之债，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而成立的，来源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合同自由原则。
其二，公法之债具有一方主体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或者政府；而私法之债的主体并无限制，民事主体皆可成为私法之债的主体。
其三，公法之债具有金钱给付性和关系内容的不均等性；私法之债不以金钱给付为限，而且其给付内容一般具有价值的对等性。
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强制执行。并且，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因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不是由行政机关所独享，事实上，司法机关享有绝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由此衍生出滞纳金的法定原则，即滞纳金的设定必须有法律（狭义上的法律）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的程序执行。
对于大陆地区发卡行之所以不将滞纳金改为违约金的原因，笔者将“不惮以坏的恶意来揣测”。固然，目前中国的信用状况不尽如人意，而“无论在法的基本原则上还是在法的实际运用中，均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与基于国家机关主导权的刑罚或行政手段相比，基于私人主导的可利用的其他强制性手段被严重忽视”。因而，对于信用不彰的持卡人运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的“督促履行”功能实现债务的履行，而试图摆脱合同法私人实施不力的状况，似乎是值得宽宥的。但是，即便是行政法上滞纳金的运用也是要考虑必要性原则，而不是仅仅采用其“驴打滚”式的自我增殖功能，对持卡人的财富进行明火执仗的抢掠。所以，信用卡滞纳金存在的解释就是：发卡行试图利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的“督促履行”功能牟取暴利，而不愿意在违约金的名义下去践行基本的商业道德—诚信。